法國社會學家傅科：「要說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一件藝術品，這難道是不可能的嗎？為什麼只有燈具和房子，可以成為藝術的對象，而我們的生命卻不可以？」
做個危險人物，努力存在並化身為某個危險，這將意味著處於某種主體稟性，和一個不穩定的立場中。在這個立場裡，我們有最大的機會進行差異，擺脫束縛；而此地所展現的也並非某種替代方案或某種「大拒絕」這正恰好是能量倒置的可能性、異議與斷裂。
1789年，英國哲學家邊沁提出名為「全景敞視監獄」(panopticon)的概念，那是一種環形的建築，可以讓少數警衛同時監看所有囚犯(如下圖)。而傅科則將「全景敞視監獄」視為現代「監視社會」(surveillance
society)的象徵—每個人隨時隨地都活在別人的監視之下。想一想學校或大企業裡的「辦公農莊」(即間低矮的大辦公室)，你就會知道傅科在說什麼了—學校和企業都像極了全景監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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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全景敞視建築(圓形監獄) |
傅科認為，監視行動愈多，我們對個體性的尊重就愈減少。獎勵與懲罰則是根據我們有多願意閉嘴、聽命行事來決定，而非根據我們有多願意貢獻自己的獨特才能。當我們努力教導別人如何聽命、而非要求大家勇於領導時，整個社會和人類所能擁有的機會都大受斲傷。
我們一直以來視人類特權所深信不疑的主體性，事實上已在無形的權力監控下，淪為遭受去勢、規格化的自我規律。其中所運作的是，為換取生存保障而強化順從的「生之權力」。要對無形的權力有所自覺。該抵抗時就要抵抗。就像傅柯一直以來的行事風格。
以上摘自《傅柯：危險哲學家》、《第3選擇》
圖片摘自《世界第一好懂的哲學課》
